主题：徐冰：关于《金色苹果送温情》

徐冰：关于《金色苹果送温情》
[日期：2005-11-12] 来源：美术同盟  作者：徐冰 [字体：大 中 小] 

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营养及经验中的主要部分，并不是传统文化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或说“文革文化”的。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而影响却在更深的层面上显现出来，作品是自己的镜子，它们使我意识到这一点。比如1999年MOMA的大旗和2000年的《荷尔辛基—喜玛拉雅的交换》(注释)都表现出很强的“人民性”的特征。其实“英文方块字书法教室”这类作品也与这种倾向有关。所以有些西方艺评人指出我艺术中的社会主义背景的因素。我在一些文章中也谈到过，“文革文化”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以及我们必须积极面对这个背景，为未来大的文化建设所用的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太多其他选择。“丰收”这个展览给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思考这类问题的条件。
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展览以农业为主题，制作费用较高，由盛产苹果的栖霞市赞助，并可提供大量的苹果作为创作材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艺术”而是“不要浪费”。其实我一直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某些大型制作对物质的“挥霍”心有余悸。更何况对食物，应永怀感激之情，它比艺术重要。又由于展览开幕在国庆节前一天，我自然会想到，应该把这些材料费买成苹果，作为国庆慰问品转送给什么人，当然是下岗职工。不管怎么说，这些苹果应该被吃掉而不是被“用”掉。吃到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属的肚子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千秋万代的。想到送苹果，又会联想到文革时毛主席为表示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将非洲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工人宣传队的事情。这在当时是件大事，所有人都没吃过芒果，但从此都知道芒果很重要，叫做“金色芒果”被做成成千上万的模型供奉起来。当时毛还发了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这段三十多年前的语录，我现在几乎是背着写下来的，由此可见这段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之深。“不浪费”、“节日慰问”、“送芒果”这些以成为我们思维因素中避不开的成分，问题是看我们怎么去用它。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具有极特殊的方式和意义的含量。都有可能被利用并转化为一种有价值的东西，这都是我们的资源。
这个作品最初的计划是把毛主席送芒果的历史纪录片《金色芒果送温情》从新影厂找出来。按照这个片子的格式(包括：片头、语法、语气、镜头及切换风格、时间长短等)，再用我们今天送苹果的内容，拍一部叫《金色苹果送温情》的纪录电影，在农展馆广场露天放映。这想法不错，但“送”这个行动本身则有可能变为这个片子的素材而被 淡化。再加上原来片中万人庆祝等场面无法实现而放弃。这类带有偶然及行为性质的制作，各种条件和限定，即成为创作的主要“材料”。好的结果应该是没有事先样式的设定，而是顺着这些限定展开的，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必然结果。比如说，在开幕时由于客观的原因我不能在现场，才有了那个我端着一筐苹果像肯德鸡老头一样的假人形。这反倒增加了作品的荒诞感，谁知道这个对着他们傻笑的人是谁，但却有一种对过去经验中偶像意识的调侃。 
最后的作品是：我们将创作经费可以使用的部分都买成了苹果(约六吨)，从栖霞运到北京，作为国庆慰问品送给了首都的下岗职工。三辆载满苹果的卡车，挂着“金色苹果送温情”和“国庆慰问首都下岗及在职职工”的标语(考虑到实施的可能性，在标语上加了“在职职工”)，在北京机床厂、国棉二厂等几个主要的职工生活区和农展馆前发送苹果。每个发送点配有一至四台摄相机。一辆电视现场转播车，将汇集来的现场实况，即时传送到展厅。转播车现场剪接，将三十四年前毛送芒果给工宣队的历史镜头不断切入到现时的画面中。室外与室内、生活与艺术、现实与历史的同步发生，像人的生理中常有的意识的“回放现象”，一种熟悉的似曾经验过，但又不可思议的再次发生的恍惚感，给人们提供一个对现实及命运反省的瞬间。
展厅里的十台电视机，被散置在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之间，这个作品不是视觉的，它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呈现空间，而是散落在展厅的各个角落、大街小巷以及无数私人的现实和记忆的经验中。
发送现场和三十四年前的群众场面都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激动的根据显然不同。人们发生很多议论，牢骚或感慨。但有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现在日子是难点，过了这段就会好起来。”这是工人阶级习惯了的觉悟。
在《金色苹果送温情》这件作品中，更确切说是这件事情中，我们试图将一代人记忆中存留着的“社会主义温情”方式，作为一种材料和因素，转化为一种艺术的方式和语言。真正的材料不是苹果本身，而是人们在现实和心理时空中倒错的关系。它们互相利用，给人们提供一些特殊角度的思考空间。它以不同人群在中国现实与历史位置的转换为切入点。使人们警觉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这种改变不是颜色上而是实质的改变。
2002年12月
注释：
《荷尔辛基—喜玛拉雅的交换》 2000
材料：综合媒材装置：捐款箱及信件等
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应荷尔辛基KIASMA现代美术馆组织的喜玛拉雅“深入生活”而做的。六位艺术家去喜玛拉雅“深入生活”一个多月。由于艺术家很难将尼泊尔的穷困与现代艺术连接在一起，他最后提交的作品实为一项公益事业，徐冰将尼泊尔山村路边的捐款箱移置到KIASMA展厅中，并印刷了在喜玛拉雅山所做的文字写生的小画片，观众自由索取和自愿捐款。展厅墙上的几封通信说明这些钱最终的用途。闭展后艺术家接到美术馆通知，箱内有5000多美元的捐款。按照艺术家作品的要求这些钱已转到尼泊尔，用于建造一所山区小学的校舍。对艺术家来说这件作品是一个循环，从一个地方带来一些，再从一个地方还回去一些。这作品又是一种平衡，将一部分钱从富国转到穷国去。通过一个艺术的计划最终多了一所小学，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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