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1日，对于北京市政府和市民来说，是正在举办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博会的日子和盛会；而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开心快乐的日子，值得留念的时光。
我在图博会和出版社工作人员交流合影之后，会见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嘉宾，并获赠他们给我的礼物之后来到了中国作家馆交流学习，见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女士；最后来到了中德文学对话馆交流学习，在这里见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见到了莫言先生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产生诸多灵感。
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不知道父亲从哪里买来了一份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文章里有这样一个句话：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了。
文章作者还说：“我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多么宝贵，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地方，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它，越远越好。1976年我应征入伍，坐上火车以后，就盼望它开得越远越好，开到西藏、新疆、云南，远离我的小村庄。结果火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离家乡才二百多里路，我感到很失望。” 我读莫言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在村里当放牛娃。我和莫言一样怨恨故乡。家乡的贫穷和艰苦，让我没有理由爱上故乡，希望自己将来离家乡越远越好。我小学快毕业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你要向莫言学习，走出故乡，去外面写作为生去。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莫言长的什么样，也不敢设想将来长大后能见到莫言本人。但是莫言走出贫瘠的土地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我到现在。这些年，我为什么这么执着，是因为我有幸在年幼的时候遇到了一种执着的精神所感染。精神的感染就像病毒的感染，一旦感染就会无法恢复原状。于是至今我的骨子里始终有一种坚持与执着的精神，这便成为我对活着的理解，活着就要执着。在我看来，能支撑我活下去的是精神和灵魂了。这种精神和灵魂是百折不挠的。
我开始离开故乡到城里读书的时候，就时刻告诉自己，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远不回头，因为故乡无法满足你的生活需要，故乡没有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幸福。每当看见父老乡亲们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我就坐在田埂上渐渐流泪。
当我有机会乘北上的列车的时候，我就希望火车快点到北京，到了北京我一定不会想家。我一定在京城好好学习和生活着…… 我和很多作家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但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真正属于中国人了，而且还是一个从贫瘠的土地里走出来的放牛娃。这让世人看见了文学的公平。
文学的大门是公平的，不限年龄，不限身高，不限学历，不限家境，不限种族，谁都可以踏入文学的大门。我在高考之前辍学到社会打工，应聘许多工作，报社说你有文化但没文凭，不可以；应聘一家酒店的保安时，那位女士说你太矮了，不行；应聘服装店的导购员时，那位老板娘说，我们只要女性的；应聘代课老师时，校长说你的口语表达能有一种无形力量在告诉我：文学！文学！文学能让你生存，文学的大门不要求那么多的条件，只要你能拿起笔来在稿纸上写字就行。于是直到今天，我从事的工作都是依赖文学做基础的工作。我算是很幸运了，能找到这么好的一条路子。
有一次，共青团中央的一家媒体发表了我的文章，也发表了莫言先生的文章，我们的文章同排在一个目录上，我们的名字挨得最近。我试想着我和莫言会不会偶然有一天相见？
如今，我见到莫言了。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普通，那么的亲切，我一会儿感觉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会儿感觉他就是当过放牛娃的普通前辈，一会儿感觉他就是当过兵的农村人。我隐约发现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莫言也是普通人，只是选择的职业不同而已，运气不同而已，写出来的东西不同而已，身体状况不同而已。我们都是普通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世界。
但是，见到了莫言，让我更加坚定我的文学梦，即使是一个很漫长的梦，我也有信心和决心去实现它。看见莫言，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干嘛。我应该做一个像莫言一样写书的人。因为，我们这辈子就只会玩这个“文字游戏”，别的条件都不行。
我正在想到这儿的时候，接到了北京八珍堂的一位中医教授的电话，她表示：希望我们合作编著一本关于中医健康方面的书。我说我不懂医学啊教授，除非您愿意接受我的独家专访。她说：我乐意接受你的采访，携手完成著作。我说：好的，我马上就去八珍堂，八珍堂我早有耳闻；我有鼻炎，希望八珍堂的教授帮我看看鼻炎。健康是实现梦想的前提。
2013年8月31日，对于北京市政府和市民来说，是正在举办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博会的日子和盛会；而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开心快乐的日子，值得留念的时光。
我在图博会和出版社工作人员交流合影之后，会见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嘉宾，并获赠他们给我的礼物之后来到了中国作家馆交流学习，见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女士；最后来到了中德文学对话馆交流学习，在这里见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见到了莫言先生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产生诸多灵感。
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不知道父亲从哪里买来了一份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文章里有这样一个句话：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了。
文章作者还说：“我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多么宝贵，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地方，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它，越远越好。1976年我应征入伍，坐上火车以后，就盼望它开得越远越好，开到西藏、新疆、云南，远离我的小村庄。结果火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离家乡才二百多里路，我感到很失望。”
我读莫言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在村里当放牛娃。我和莫言一样怨恨故乡。家乡的贫穷和艰苦，让我没有理由爱上故乡，希望自己将来离家乡越远越好。我小学快毕业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你要向莫言学习，走出故乡，去外面写作为生去。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莫言长的什么样，也不敢设想将来长大后能见到莫言本人。但是莫言走出贫瘠的土地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我到现在。这些年，我为什么这么执着，是因为我有幸在年幼的时候遇到了一种执着的精神所感染。精神的感染就像病毒的感染，一旦感染就会无法恢复原状。于是至今我的骨子里始终有一种坚持与执着的精神，这便成为我对活着的理解，活着就要执着。在我看来，能支撑我活下去的是精神和灵魂了。这种精神和灵魂是百折不挠的。
我开始离开故乡到城里读书的时候，就时刻告诉自己，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远不回头，因为故乡无法满足你的生活需要，故乡没有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幸福。每当看见父老乡亲们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我就坐在田埂上渐渐流泪。
当我有机会乘北上的列车的时候，我就希望火车快点到北京，到了北京我一定不会想家。我一定在京城好好学习和生活着…… 我和很多作家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但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真正属于中国人了，而且还是一个从贫瘠的土地里走出来的放牛娃。这让世人看见了文学的公平。
文学的大门是公平的，不限年龄，不限身高，不限学历，不限家境，不限种族，谁都可以踏入文学的大门。我在高考之前辍学到社会打工，应聘许多工作，报社说你有文化但没文凭，不可以；应聘一家酒店的保安时，那位女士说你太矮了，不行；应聘服装店的导购员时，那位老板娘说，我们只要女性的；应聘代课老师时，校长说你的口语表达能有一种无形力量在告诉我：文学！文学！文学能让你生存，文学的大门不要求那么多的条件，只要你能拿起笔来在稿纸上写字就行。于是直到今天，我从事的工作都是依赖文学做基础的工作。我算是很幸运了，能找到这么好的一条路子。
有一次，共青团中央的一家媒体发表了我的文章，也发表了莫言先生的文章，我们的文章同排在一个目录上，我们的名字挨得最近。我试想着我和莫言会不会偶然有一天相见？
如今，我见到莫言了。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普通，那么的亲切，我一会儿感觉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会儿感觉他就是当过放牛娃的普通前辈，一会儿感觉他就是当过兵的农村人。我隐约发现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莫言也是普通人，只是选择的职业不同而已，运气不同而已，写出来的东西不同而已，身体状况不同而已。我们都是普通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世界。
但是，见到了莫言，让我更加坚定我的文学梦，即使是一个很漫长的梦，我也有信心和决心去实现它。看见莫言，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干嘛。我应该做一个像莫言一样写书的人。因为，我们这辈子就只会玩这个“文字游戏”，别的条件都不行。
我正在想到这儿的时候，接到了北京八珍堂的一位中医教授的电话，她表示：希望我们合作编著一本关于中医健康方面的书。我说我不懂医学啊教授，除非您愿意接受我的独家专访。她说：我乐意接受你的采访，携手完成著作。我说：好的，我马上就去八珍堂，八珍堂我早有耳闻；我有鼻炎，希望八珍堂的教授帮我看看鼻炎。健康是实现梦想的前提。